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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承义，男，28岁，农民。因涉嫌盗窃于2003年4月18日被逮捕。
被告人郑开均，男，29岁，农民。因涉嫌盗窃于2003年4月18日被逮捕。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马承义犯盗窃罪、郑开均犯销售赃物罪、盗窃罪向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马承义对指控事实无异议。被告人郑开均及其辩护人辩称，其行为只是收赃，不构成盗窃罪。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3年2月21日晚，被告人马承义伙同胡某（另处）在本区盗得被害人李某某的价值3000元摩托车1辆。次日，被告人郑开均以1000元将赃车予以收购。郑开均向马承义提出以后有车就卖给他，他有销路，并相互留了联系电话号码。同月，被告人郑开均以3000元的价格将赃车转卖给吴某某。同年2月22日、3月1日、3月7日晚，被告人马承义伙同他人或单独盗得摩托车3辆，价值共计12630元。马承义均于盗车当日与郑开均电话联系购销赃物事宜，分别以450元、300元、1200元的价格将车卖给郑开均。后郑开均将车转卖，共获赃款3300元。同年3月17日凌晨，被告人马承义伙同胡某盗得被害人姚某的价值2000元的宗申摩托车1辆，销赃时被公安民警捉获。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承义盗窃公民财物5次，价值共计1763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郑开均明知是赃物而予以低价收购、高价销售，共计4次，其行为构成收购、销售赃物罪。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2月22日至3月7日，郑开均与马承义事前通谋盗窃系盗窃共犯，定性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于2003年8月18日以被告人马承义犯盗窃罪，被告人郑开均犯收购、销售赃物罪，分别予以了判处。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只凭被告人郑开均与马承义首次购销赃车时，互留联系电话号码，郑对马称他有销路，以后有车就卖给他，不足以认定郑的行为属事前通谋
本案被告人郑开均2003年2月21日的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定性无异议。但公诉机关指控郑开均与马承义在2003年2月22日、3月1日、3月7日通谋盗窃，应以盗窃罪的共犯认定，存在不同意见。经查，同年2月21日晚，被告人马承义伙同胡某在本区将被害人李某某望江铃木250摩托车盗走。次日二人在江北区以1000元出售给被告人郑开均。郑开均对马承义称自己有销路，以后有车就卖给他，并相互留了联系电话号码。此后的2月22日、3月1日、3月7日被告人马承义伙同胡某等人或单独盗窃作案，随后给郑开均打电话商谈是否交易及交易的价格、地点等。郑开均收购后予以加价卖出。
1998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局联合签发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本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中的行为人事先与盗窃、抢劫机动车辆的犯罪分子通谋的，分别以盗窃、抢劫罪的共犯论处。”该条所称的行为人就是指案件中的窝赃和销赃人。而对于“事先通谋”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98）4号〕，无明确阐述。我们可参照以下司法解释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在1986年1月15日《关于窝藏、包庇罪中“事先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的请示答复》指出：“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事先通谋’，是指窝藏、包庇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如果只是知道作案人员可能要去实施犯罪，事后予以窝藏、包庇或者事先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未去报案，犯罪发生后又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都不以共同犯罪论处，而单独构成窝藏、包庇罪。”
本案中，马承义盗车前，二人不存在谋划或合谋，郑开均只是知道马承义可能要去盗窃，但对马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马承义盗车时，郑开均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马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马承义的销赃渠道也不固定，每次均是作案后才与郑联系、商谈销赃；二人所得销赃款也都由各自分别享用。所以，郑开均主观上与本犯马承义无实际的通谋，客观上郑开均没有参与、实施盗窃行为。只凭二人首次交易后互留联系电话号码，郑开均称他有销路，以后有车就卖给他，不足以认定属事前通谋的盗窃行为。公诉机关认定为通谋盗窃，定性不当，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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