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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
证人保护法已列入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
应对“免证权”和“污点证人豁免权”等明确规定
“慕马案”的举报人周伟举报后连遭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并最终因劳教期间备受折磨而疾病缠身，撒手人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还会受到威胁：“就是为了要你的命”；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结果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则被刺身亡……一桩桩案例不断揭露着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与弊端。
不久前，“李文娟举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和“祁利刚为死去农民工作证”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关于证人保护立法的讨论再一次掀起了热潮。
报复事件令证人作证前景堪忧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诉讼中，证人所提供的证据都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在有些案件中，证人甚至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在我国，证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虽然也越来越重要。然而一次次的证人“遭打击报复事件”让人不得不对证人作证的前景担忧，李文娟在接受采访时便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不会再举报了”。据统计，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
那么，是什么让不法分子如此猖狂，又是什么让证人的合法权益一次次遭受侵害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广义来看，举报人应该属于证人的范畴。目前，证人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非空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很笼统、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切实满足保护证人的需要。首先，保护机构职责不明确，形成了目前这种“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局面。其次，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和程序相配套。在司法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大多为事后救济性保护，而忽视了事先预防性的保护。再次，对打击报复证人这种行为的惩罚力度也还不够。仅在刑法第308条中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不足以对不法分子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另外，为证人保密制度存在缺陷。尤其是对举报人个人信息的保密工作亟待改善。
证人保护法律框架的三种选择
证人屡遭报复，法律对此又苍白无力，试问还有多少人有勇气站出来履行公民作证义务，维护法律的正义？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安徽省人大代表童海保针对目前我国法律在证人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提交了《关于尽快出台〈证人保护法〉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建议应在证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保护机关、保护对象、保护措施、保护范围、经费保障、保密制度以及建立“污点证人”制度等几个方面。据他介绍，目前这一议案已被全国人大采用，并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
如何搭建证人保护的法律构架，何家弘认为可有三种选择：一是将所有内容在诉讼法中加以规定；二是制定完整的立法规划，先修改诉讼法，在其中写入原则性规定，然后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对具体内容加以规定；三是直接制定证人法，在其中明确规定证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与之对应的保护和惩罚措施。他认为第二种选择最为可行和有效。
核心问题：证人的义务与权利
何家弘针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的缺陷提出了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首先，要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了证人有义务作证，但是如果出现证人不作证的情况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却并未规定。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于应该出庭作证但拒不出庭作证的发布强制出庭令，如果依然不出庭的，可判其妨碍司法罪、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明确规定“免证权”、“污点证人”的“豁免权”等。第二，注重对证人合法权利的保护。除了可能遭到打击报复，证人权益还可能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例如有些地方甚至采用刑讯逼供的形式对证人取证。第三，明确证人保护程序，同时落实人力和财力保障。在市级以上公检法机关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组织———刑事案件由侦查机关负责、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负责。对证人的个人信息加以严格保密。第四，对证人的补偿问题加以规定。
立法的完善是实现证人保护的重要前提，而司法工作中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才是关键。要扭转当前“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假证”的局面需要整个法治环境的改善。我们在要求公民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也应该为公民作证提供良好的法律保证，免除其后顾之忧。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证人“不再流血又流泪”，实现真正的“奉法者强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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