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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该案被告一香港独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而该公司并未放弃，仍然要继续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市中院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又一次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我们姑且不谈本案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经历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本身就堪称世界之奇。司法判决要有权威性，判决就不能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就要有终结性、既判力，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讲求效率，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重审。因而，再审的提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提起的主体、理由、时间和次数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司法判决似乎是没有既判力可言，终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的没有终结性，人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从这个“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也可见一斑。
首先，提起再审的主体毫无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本案中，第一次再审的判决书墨迹未干，武汉市中院就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程序。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理，如此“再再审”作出的判决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进行再审的主体是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本案中，终审判决是武汉市中院作出的，可是“再审”与“再再审”居然还是武汉市中院。让再审的法院审查自身的判决，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法院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再审维护公正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法官们的良知，而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次，再审的理由没有什么必要的限制。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汉市中院提起的“再再审”，还是湖北省检察院抗诉引发的“再审”与“再再审”的理由，其实都是一审、二审中已经提到的理由，就是“合同是否有效”。对于这么一个法律问题，几次再审就是对这一理由反复颠覆，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对法律争议进行再审，恐怕所有的审判都永无宁日，法院的判决最终是一张废纸。
最后，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限制。本案历时6年半，三次再审，再审的一次次被提起，法院的资源白白消耗不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败诉的达富公司是如此，胜诉的穗丰公司陪上了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相信也是难以承受。
因而，从这起“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看到，对于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进行改造，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理由和时间、次数，构建“有限再审”迫在眉睫。但是，“有限再审”构建却也难以脱离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法治语境，在司法经常受到来自行政及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扰及司法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今天，在人们看到程序正义的缺失因而对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感到深深疑惧的今天，“有限再审”也无法一枝奇葩，孤立地生存。我们希望在司法改革中，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良知的重塑与“有限再审”等具体制度的构建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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